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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時報【李柏青】

密室、暴風雨山莊、不在場證明、童謠殺人、消失的屍體，誰不是因為讀了這些古典元素激動不已，才發願寫推理的？

我曾推薦一些不錯的台灣推理作品給朋友，得到的回應通常是「還好，但不夠精彩」、「場景親切，但讀起來有點尷尬」。

身為一位台灣推理的作者與讀者，我想我們有必要檢討一下。

以中文寫推理小說，有兩個天生的弱點，第一是起步晚，打從1841年愛倫?坡的《莫爾格街兇殺案》開始，現代意義的推理文學已經發展一百七十餘年，大部分的謎題手法不只早就被寫過，還已經被發揮到某種程度。例如經典的「暴風雨山莊」套路，縱使後來的寫作者有信心超越四○年代原創者阿嘉莎?克莉斯蒂的《一個也不留》，也未必能走出七○年代西村京太郎的《殺人雙曲線》、或九○年代綾?行人的《殺人十角館》的框架，當代創作者一不小心就會落入過往大師的窠臼，縱使精雕細鑿，但少了新意，無法使讀者在翻到最後一頁時拍案叫絕，便是「不夠精彩」。

當然，推理小說不只是謎題詭計，還可以寫人物、寫心理、寫社會，但謎題詭計畢竟是較容易的入門點，密室、暴風雨山莊、不在場證明、童謠殺人、消失的屍體這些套路打下去，無論如何也能形成一篇有頭有尾的故事，更何況，誰不是因為讀了這些古典元素激動不已，才發願寫推理的？

另一個問題是，推理並不是中文寫作的傳統，長期以來華文推理僅有零星地出現，因此大多數台灣推理創作者必須從翻譯作品中汲取養分，難免會產生題材移植後的不適症，例如有的作品中，台北的中產階級家庭卻請了個管家（沒辦法，管家真的真的真的很重要）、台灣的鄉野傳聞卻是吸血鬼狼人之類，這與我們現實的生活經驗脫節，讀來自然尷尬。

另外文字使用也是問題。傳統中文小說對「好文筆」的要求是流暢優美，人物場景的描寫力求傳達精準地氛圍與個性，太多細節反而成為累贅。然而細節描寫往往是推理小說家用來藏樹葉的森林，線索便得設計在某些看似無文學意義的描寫上，因此在寫作上便經常出現「文字美感」與「線索佈置」的衝突。

例如在《傾城之戀》中，張愛玲寫白流蘇在淺水灣飯店的房間，只寫了一扇窗：「那整個的房間像暗黃的畫框，鑲著窗子裡一幅大畫。那澎湃的海濤，直濺到窗簾上，把簾子的邊緣都染藍了。」多簡練優美的文字，但換在推理小說中，恐怕便無法略過床有多大、櫥櫃是否有雕花、地毯是編織或毛皮、簾子到底是什麼顏色（按說不會是藍色的），因為屆時破案關鍵或許便是地毯下的一滴血跡，或是簾子給人調換顏色之類，但這般繁雜的細節描寫便拖累了那一眼望穿的海景，白流蘇與范柳原也因此顯得庸俗不堪了。

當然，這些問題不是開脫，相反的，這些推理移植的症頭或許是台灣推理朝發展出不同於英、日文推理的可能，畢竟這仍是個年輕的文類，值得更多的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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